“全球风险协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分会揭牌仪式暨风险管理论坛”在我校隆重举行

         2010年6月19日上午，“全球风险协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分会揭牌仪式暨风险管理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隆重举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教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徐忠、安永中国区咨询服务业务主管合伙人忻怡、中投证券衍生品部总经理张晓东、澳洲联邦银行中国区首席代表章良、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证券研究与咨询公司会员部副主任王晓国、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研究咨询部总经理常海中、美国真值金融公司董事长韩乐平、日本瑞穗证券中国区机构业务总经理詹涛等嘉宾出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处处长夏海泉、科研处副处长张瑞、宣传部副部长张小锋、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分党委书记郭敏、副院长吴卫星、邹亚生、金融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张海云、院长助理潘慧峰等参加了会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分会是全球风险协会在中国高校中设立的首个分会。在揭牌仪式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刘亚副校长首先致辞，刘亚副校长指出双方从事的共同事业及共同话题为本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GARP协会UIBE分会的成立可谓偶然中的必然，全球风险协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分会将致力于打造一个四合一的功能平台，推进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促进风险管理人才培养。

     
    
    之后，金融学院丁志杰院长（ GARP-UIBE 分会联席会长）致辞，他首先肯定了全球风险协会在全球风险管理中的地位，表示将尽可能支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分会的工作，并提出双方此次合作将有助于金融学院在人才培养的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等方面的进一步尝试； 为双方在风险研究与社会服务方面的新探索提供契机，有助于搭建与各界合作的桥梁。

     在刘亚副校长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徐忠副司长正式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分会揭牌后，徐忠副司长进行了题为“后危机时代金融风险监管与治理”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徐忠副司长首先从风险与收益的角度提出目前面临的风险管理命题主要包括防止道德风险、防范系统性风险、防止风险共振即顺周期性问题。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徐忠副司长认为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使得金融机构不断趋同，各种金融活动相互贯通，并令系统性风险的范围不断扩大，而经济的顺周期性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缺乏也令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更加困难。对此，徐忠副司长提出了以下改革方向，即防止道德风险，如改革薪酬、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等；控制创新，增加透明度；建立逆周期制度；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等。

 

     主题演讲之后，本次会议分别就“市场稳定与规范”和“金融风险管理”两个论题进行两轮圆桌论坛。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郭敏 教授主持了第一轮圆桌论坛，各位嘉宾就创新和稳定、创新和监管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证券研究与咨询公司会员部副主任王晓国首先从证券市场的角度，介绍了证券行业的理念、走向和发展趋势，并提出下一步工作的目标将变为促进市场效率，从做好市场并提高效率、做大市场及找出市场长处三个方向充实工作内容，进一步加强市场化，在一级市场上扩大兼并重组，在二级市场上扩大融资融券，并把场外交易市场建设为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市场。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研究咨询部总经理常海中则从信用评级的角度，对如何吸取这次危机的教训并改进信用评级技术和机制、如何看待信用评级的作用与局限、如何合理比较信用评级的优劣、如何监管信用评级机构、如何看待金融机构决策机制对外部信用评级的依赖等五个方面发表了对评级机构的未来和监管方面的看法。常海中认为，评级机构的核心功能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应该以审慎的态度对公司或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评级，高质量的评级应该兼具准确性和稳定性两种特点。国内目前尚没有对评级机构的奖惩制度，存在监管缺位的现象，这是需要改善的一个方面。同时常海中指出，从评级使用者看，信用风险是长期存在的，评级只是历史指标，并不是未来的保证。

安永中国区咨询服务业务主管合伙人忻怡则着重讨论了银行资本要求与风险治理的新思路，她认为，金融危机暴露了巴塞尔协议II（英文简称Basel II），的重大不足，对巴塞尔协议II的修改版（业界非正式称为巴塞尔协议III）正在讨论之中，这将是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研究以及对压力环境的新的探索。忻怡讨论了规范压力测试遇到的复杂性，并认为在设计压力测试时，国外的研究并不适用于中国，国外对压力的理解也和中国不一样，我国市场存在监管的调控作用。另外，忻怡讨论了巴塞尔协议II改动的五个角度：首先，提高资本的质量和一致性，不再依赖二级资本，而要调高一级资本的比率，并且现行一级资本中的某些种类资本也不再可靠，最可靠的一级资本是普通股。第二，防范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这主要指衍生品交易活动中的信用风险，改革的一个方面是增加相应资本金要求。第三，资本充足率并不能够全面地衡量银行的风险，我们要加强资本以外的指标的作用，杠杆率就是一个用来判断银行风险大小的很好的非资本指标，我们要加强对杠杆比率的监管。第四，就是反周期性的问题，现行的风险监控工具都具有亲周期性的问题，这会带来模型风险，在巴塞尔三中要加强反周期性的要求，以及动态的拨备机制。第五个方面就是有关流动性风险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加强透明度、加强流动性覆盖率等。

金融学院副院长 吴卫星 教授提出，首先，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在收益和风险之间关注的更多是风险的监管，面对监管手段和框架的不断调整，如何在管理风险的同时关注效益将是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问题。其次，对于监管和创新的关系，吴卫星认为，二者之间除了存在矛盾关系之外，还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要促进金融市场的异质化，一方面是参与者的异质化，另一方面是产品的异质化，监管者也通过引导创新来吸引更多的金融市场参与者，同时这些创新也不能太复杂，要在创新与参与者之间进行权衡。吴卫星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是金融评级的问题，怎样来评价评级机构是监管的核心问题。评级机构是预测未来，但其利用的是历史数据，历史是否会重现以及金融机构对评级机构的依赖都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最后，对于管理层的薪酬问题，吴卫星认为管理层在市场的运营过程中会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会把风险放大。

第二轮圆桌论坛由金融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张海云的主持，各位嘉宾就金融风险管理这一个体层面的问题展开精彩讨论。

近十年来华尔街的模型越来越复杂，量化技术突飞猛进，对模型改进的作用有多大，或者说我们应该多大程度上依赖风险指标进行判断这一问题，潘慧峰副教授表示应该是模型的计算结果和主观判断的结合，不能单纯取决于任何一方。模型只能提供一种决策参考，原因在于模型计算准确的前提是市场是稳定的。一旦市场出现剧烈变化，比如说崩盘，这个假设就不再成立，模型计算的风险指标就不再准确。因此，更为合理的办法应该是人机结合。

美国真值金融公司董事长韩乐平则指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风险价值(VaR)这一主流风险监控工具的严重不足，与之相关的方法论受到激烈抨击，那么，是应该放弃这一工具，还是改进这一工具？在华尔街金融巨头中，有倒下的，也有些存活的，它们运用的风险监控工具估计没有本质的不同。那么问题出在工具上，还是出在工具的运用上？这次危机揭示了极端事件的风险并非如想象的那么遥远，但在正常市场的决策中，到底应给极端风险多大的权重？韩乐平认为，主观判断虽然重要，但量化工具永远是必不可少的。

日本瑞穗证券中国区机构业务总经理詹涛首先讨论了欧洲、美洲和日本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一些模式区别。对于美国银行而言，从前台销售人员、交易员到风险管理部、合规部，都是一个团队，尽力促成交易。在日本银行，各个部门是完全独立的，银行中的风险管理部、合规部的作用则被视为是对前台部门的制衡。而欧洲银行则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然后，詹涛还提到了华尔街的薪酬问题，分析了其基本工资加奖金的薪酬结构。对于本轮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詹涛认为是在美国历史低水平的利率环境下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在低利率水平下，资金成本非常低，这就迫使银行去涉足次级债等高风险领域，从而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后果。

澳洲联邦银行中国区首席代表章良对危机发生时的流动性管理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流动性管理是每个金融机构管理的最核心部分。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在流动性管理方法方面我们会发现一些基本的准则仍然存在，例如多元化、期限配合、融资风险组合尽量分散等。除股票以外，资金来源包括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其中直接融资渠道主要包括中长期债券、中短期债券，间接融资渠道主要是指银行贷款。

章良以危机中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和高盛三家投行为例进行了分析。首先，贝尔斯登在资产负债管理方面最基本的思想并不保守，以短期融资支持长期业务，这直接导致了资产与负债的不匹配，而忽略了证券融资这一手段。另外，贝尔斯登忽视了金融系统总体的建设，在其倒闭前的几星期其系统是十分混乱的，其系统并无法明确其负债及流动性情况，因此，贝尔斯登的倒闭正是流动性缺乏的教训。而雷曼兄弟在流动性管理方面则有很强的系统性和方法性。雷曼兄弟的倒闭说明，流动性管理只是工具，如果公司本身并不健康，这就不能弥补公司其他方面的欠缺，当出现危机时，公司的“失血”速度就会很快，损失自然会很严重。而高盛则是一个很好的正面例子。高盛的流动性管理则比雷曼更加激进，但其在进行高风险业务的同时有很好的风险管理，并且在业务管理方面也做得比较好，因此高盛能够最终从危机中走出来。

中投证券衍生品部总经理张晓东以中国和美国的企业为例说明，一些被“神化”的模型并不一定可靠，复杂的产品要复杂的模型来算，结果可能会出现问题。另外，国内很多央企如东航等的巨额亏损都是与华尔街投行进行的复杂产品，如果没有技术性很强的人员不可能搞清产品的结构在估价等方面的数值影响。然而，假如我们从风险和收益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仍然可以判断这种交易是否值得做。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并不需要复杂的模型或者技术，从基本层面分析产品的收益和风险就能把握大方向。

张晓东认为，在本轮危机中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不是因为我们的市场成熟，机构先进，而是因为我们被屏蔽于大风大浪之外。我们的市场监管太严格，机构规模太小，与先进金融产品没有太多接触，缺乏经验，一旦面对大风大浪，反而更加容易掉入“陷阱”产生巨额风险。可以说，对于中国而言，是金融创新不足导致了我们的企业和个人的损失。

      
     在整个会议期间，与会嘉宾就大家关心的一些研究问题作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整个会议在积极、热烈的交流氛围中取得了圆满的成功。